【领导讲党课：给基层支部书记党课讲稿】微党课ppt
领导讲党课：给基层支部书记的党课讲稿
同志们：
大家好！当前，我们正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这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必经之路，中央要求，要把“两学一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这也是我们举办本次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的目的。在座的各位都是来自基层一线的党组织书记，具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今天，我主要与大家探讨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开展“两学一做”，二是支部书记如何抓“两学一做”。
第一部分为什么要开展“两学一做”？
大家都知道，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到如今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环环相扣。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要开展“两学一做”，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为什么全面从严治党喊得这么响、抓得这么紧？
一、为什么要全面从严治党？
首先，从党的历史发展来看，共产党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政党。当代有的政党是不需要严格纪律的，比如，英国保守党，交多少英镑就可以进入了，很简单。现在西方政党可以说，只要你投我的票，就可以成为我的党员，像法国一些政党发一个公告，明天周六巴黎
第几号大街，路过的行人在桌子上签个字，就可以入党了。这个等于是带有一点征民活动的意味。像德国现在搞的项目制度党员就更有趣了，搞个活动，你来参加活动，你就是党员了，活动结束以后就算了。有人现在把电脑打开，登录政党党部的网站，把你的名字输进去，你是谁他又不清楚，你就入党了，很简单。
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对是否需要严格纪律约束是有争论的。1903年7月1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一个面粉仓库里举行，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党纲、党章和选举党的中央机构。大会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更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马尔托夫主张凡是“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者，”都可成为党员。列宁则坚持：党应当是一个有组织的部队，每个成员不能自行宣布加入，而应由党内某一组织批准吸收，他们不仅要承认党纲，而且必须参加党的一定组织，服从党的纪律。“宁可十个实际工作者不自称为党员……也不让一个空谈家有权利和机会做一个党员。”在这种严重分歧的基础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形成两大派别。最后，进行投票表决，党的中央机构时，列宁派占有多数，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文多数派的意思），拥护马尔托夫的被称为孟什维克（俄文少数派的意思）。所以，共产党是一个有严明纪律的政党。
但是不是只要有严明的纪律，这个政党就一定能永保生机与活力呢？苏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列宁多次说：“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的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遗憾的是，苏共这种治党理念和举措后来没有坚持下去，甚至改弦易辙，党员数量虽多了但质量下降了，结果出现了“20万党员时建国、200万党员时卫国、2000万党员时却亡国”的现象。
今年是建党XX周年。我们党从成立之初一步一步走到今年，历经了XX个年头，坚持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2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会议在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具体是哪一天呢？没人记得。因为，我们党最早开始筹建活动时，正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革命者只能在地下秘密活动，很多会议都没有文献资料保存下来，以致于早期建党活动的参加者在后来都回忆不起一些重大活动的准确日期。
那么7月1日这个时间是怎么确定的呢？1938年春天，毛泽东决定举行建党纪念，并将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为党正式成立的标志，一大召开日就此应作为建党纪念日，不过此时在延安却没有能够确认一大召开日期的材料。当时，延安参加过一大
的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二人，其他代表除4人亡故外，张国焘已叛逃，陈潭秋还在苏联，李达在国统区教书，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则在国民党中任高官，难以向他们征询意见。毛泽东、董必武身边也没有保留1921年的记录文字，二人只记得是7月间到上海开会，于是决定取月首的一天即 7月 1日为建党纪念日。后来经考证，一大召开的时间应该是7月23日，但7月1日作为建党纪念日一直延续了下来。
我讲这个例子，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党成立之初的条件是多么艰难，根本难以想象，但就是这样一个弱小的党，现在却发展成为一个拥有87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8700万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德国全国的人口总量，是西班牙人口的2倍、葡萄牙的8倍、奥地利的10倍！关键是我们坚持了从严治党。
其次，从我党的治理经验来看，不坚持从严治党，必然会出问题。
有些同志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共产党的执政根基自然而然会巩固。其实不然，经济发展只是共产党执政地位巩固的一个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还需要其他的重要条件来同时支撑。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却缺乏社会政治和精神的文明，社会利益分配严重不公，仍然会引起社会的震荡，阻断社会的继续前进。
这样的事例在今天的中美洲和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和地区不
乏其例，就连日本的自民党也是在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候下了台，台湾国民党也是在经济持续发展中下了台。在中国历史上，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经济不可谓不繁荣，称为“康乾盛世”，可是由于后来大搞“文字狱”、“捐官”制度等政治腐败问题，结果到乾隆后期国势急转直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的政府之一，直到彻底垮台。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告诉我们：路易十六统治的法国处于旧君主制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却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作者通过分析大量的资料与文献证明了如下观点：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这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与繁荣并不必然带来对政权的认同，相反却在每时每刻带来风险和挑战。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谈夯实执政根基，谈从严治党，其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更为紧迫。
有些人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为好像只要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这些错误观念，无形之中侵蚀了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必然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2008年6月底，贵州发生“瓮安事件”，瓮安县县委书记王勤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进歌舞厅，上任7年让瓮安的GDP翻了一番，抓经济建设可谓成绩显著。据说当省委书记石宗源追究责任找他谈话时，他觉得冤得不行，说党的要求我都做到了，GDP也翻了一番。石书记说，你现在不要讲这个，你就说说县委、
县政府、县公安局怎么都让群众给烧了？
瓮安出了那么大的事，王勤被追究责任时之所以还感到“冤”，反映出其错误的政绩观和社会正义感的缺失。近年来，这种现象为数不少，一些人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倒成了目标本身。个别人为了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
我们党在每一个重大历史时期，全党都适时开展深入的、集中的整风整党运动或教育学习活动，而几乎每一次都有力地促进了党的建设和事业的大踏步前进。
我们党在执政前有两次大规模的党内教育活动，一次是1941
年到1945年的延安整风，一次是1947年到1948年的解放区或半老区的土改整党，这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取得全国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1—1945年延安整风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场运动从中共中央高层开始，继而扩展到全党和中共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
虽然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现了抢救运动、审干运动这样一些过火斗争的偏向，但它的主流是好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伟大创举，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整风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1978年到1979年在全党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应当说这也是一次整党，主要是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所进行的整党，实现了拨乱反正。
1983年到1984年开展了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活动，增强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改革开放中保持先进性，深刻认识、领会和认真贯彻执行当时对很多人来说都还不太习惯的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开展了一次民主评议党员活动，党员都要重新登记，纯洁了党的组织，不仅保证了我们党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而且为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促进以后十几年经济奇迹般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1991年，中央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进一步发挥了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998年，党中央用历时两年的时间，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切实加强了党的建设，解决了领导班子当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在领导层开展“三讲”教育之后，党中央又在农村开展“三个代表”学教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2005年，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2008年，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正如曾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的章蕴同志所说：“我们党犹如一幢地基和框架都相当牢固的房屋，尽管年久失修并经过地震，有不少破损和裂缝，一经认真修补、加固，便又面目一新。”
所以，18大以来，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先后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今天，我们正在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从这个角度理解，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历史的必要性。
第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世界瞩目，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1978年，我国GDP只有3645亿元，从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用了8年时间，上升到1991年的2万亿用了5年，此后10年平均每年上升1万亿，2001年超过10万亿大关，2002年至2006年平均每年上升2万亿，2006年超过20万亿，2012年突破50万亿，2014年突破60万亿，到2015年，已经达到67.7万亿，是1978年
的186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排名不断上升。1978年，我们位居第十位。2004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连续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我们稳居世界第二，虽然与美国在总量上还有一定差距，但已经远远超过后面的国家，2015年是排在第三的日本的2倍多，是排在第四的德国的3倍。
1978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想筹5万美元都很难，银行费了好大劲才筹齐。而今天，每年国家的财政收入都在10万亿人民币以上。中国的这种飞速发展、全面变化，毫无疑问构成了我们今天国力的全新起点。
可以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但是，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垮塌的危机。虽然我们经济发展了，但社会矛盾却日益突出，我们共产党人还能不能像革命年代一样登高一呼、云集者众？
美国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上甘岭战役中的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当年，这两个高地我们只有两个连守卫，美国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因为为什么？而在今天，思想战线的斗争也如同争夺“高地”，我们还有没有如此
坚强的队伍？还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仍然高高擎起阵地上的旗帜？
时代发展到今天，很多人从思想上对此发生了动摇。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妄图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有的刊物还与这些错误思潮和不良言论遥相呼应，热衷于以小搏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用局部之真颠覆历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大悲剧，这种扭曲的心态，哪里还能让人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社会正义？
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培博在电视上毫不掩饰地说：“美国应该在中国境内团结我们的盟友和支持者，他们是年轻人，是新新的互联网一代，他们带来的变化，足以take china down(扳倒中国)”。
2011年，维基解密中国有百余位媒体、政府官员、体制内及半官方学者、网络写手、工商人士等正享受美国的“特殊资助”和“特别保护”，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自然，这些在很隐蔽的为美国提供“特殊任务”服务。
还有，据一媒体报道，日本以几十亿的资本在支持着“C国网客觉醒联盟”，C正是china（中国）的缩写，目前网络上有一大批大V和公知就是出自于这个组织。
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就是这样轰然倒塌的，这种兵不血刃的方式为什么美国等反华国家不用？况且用起来好爽啊！因为这个战
场是在我们国内，不管中国能不能发现他们的阴谋，他们都不会吃亏。
打铁还要自身硬。共产党要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不懈加强自身建设。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威胁，既不是美国的围堵，也不是日本的挑衅，更不是诸如达赖、热比娅等跳梁小丑导演的闹剧，而在于我们自己。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关键要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本事”。只要共产党不出问题，那么中国就不会出问题！我们党有8700多万党员、430多万个党组织。这样一个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新形势下，我们党不仅担负着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而且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存在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等四大危险，需要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重大课题。”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谈夯实执政根基，谈从严治党，其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更为紧迫。
二、为什么要开展“两学一做”？
刚才，我们从三个必要性说明了为什么要从严治党，下面，我们再谈谈为什么要开展“两学一做”。
（一）“两学一做”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必经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做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从强力推进“八项规定”，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强力肃贪反腐、正风肃纪，到完善管党治党的规章制度，严明党纪、猛药去疴、强化责任，再到现在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这些重大举措一脉相承、步步深入、环环相扣，既继承优良传统又体现时代精神，既重视思想教育又突出问题导向，既有令行禁止又有正面引导，党风政风为之一新，良好政治生态正在加快形成。
从中央的这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中，我们不难勾勒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逻辑和实施路径。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加以体会。
一是开展“全面——重点——全面”的常态化教育。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3年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式启动，为期一年左右，紧紧围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自上而下在全党深入开展。
这是第一个“全面”教育。
当时，我区作为政才书记的联系点，在此次活动中取得了一批认识成果、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为全市教育实践活动做出了示范，当好了标杆，政才书记多次给予充分肯定，中央活动办介绍了经验做法。全区各级党组织通过各个渠道广泛收集意见建议，特别是区级领导通过“全覆盖”走访320个村（社区）、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民意调查、开展活动成效万人大测评等，影响大、效果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全区各级党组织从上至下，专题民主生活会和专题组织生活会都动了真格、真刀真枪、辣味十足，区委常委班子开展的“五大拷问”，提出的辣味“三条标准”和开展批评的“四不要求”，得到了政才书记的高度肯定；区委以全力推进32件民生实事和“10+4”专项整治为重点，花大力气办理了一批民生实事、化解了一批疑难积案、整治了一批“四风”突出问题、破解了一批基层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难题，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推动遗留了17年的南丁医院成功拍卖，重新启动了三甲医院的建设，让群众看到了区委、区政府的担当、效率和作为，受到干部群众好评。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对2015年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作出安排，要求对照“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
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聚焦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着力解决“不严不实”问题。这是由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个“全面”向领导干部这一“重点”人群的延展深化。
而今年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则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使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这是由“重点”再度向“全面”延伸。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中央的思路。
二是建立“查处——制度——风气”的长效机制。
中央从转变作风入手，强力推进“八项规定”，通过反腐败发力，既打“老虎”，又拍“苍蝇”，查处了一大批违反党纪国法的腐败分子，这中间不乏周薄徐郭令等国家级的大老虎，也有马超群这样的苍蝇。这个过程中，我们党把反腐败斗争积累的经验逐步制度化、体制化、程序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自2012年12月2日，李春城被中央纪委带离，截至2015年11月11日吕锡文被查，共查处副省级以上官员133名。十八大至2013年底被宣布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为20名，2014年被宣布查处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为39名，2015年被宣布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为29名，十八大后被宣布查处的军级以上军官45名。尤其是“国字号”的引人注目，反腐败中落马的前国家领导人，像
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等尽数此列。
城口县于少东的案例。在这里举一个我们重庆落马官员的例子。城口县人大主任于少东，从农村一步一步走出来，四川医学院毕业（今天的华西医科大学），义无反顾地回城口当医生。在手中权力渐渐增多、面对的诱惑渐渐增多后迷失了自己，世界观和人生观慢慢产生了偏移。他为儿子办个婚礼，就花了40万，排场之大实属罕见，光礼金就收了200多万；儿子利用他的关系，承包多项工程，谋取暴利，生活奢靡；他的妻子利用他的关系，为他人谋取利益，大肆收受好处费。2013年12月，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讨论并报市委常
委会议批准，决定给予于少东开除党籍处分；2014年3月，城口县人大常委会给予于少东开除公职处分；2014年5月，于少东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应该说，教训极其深刻。既有他本人党性不强，在诱惑面前没有坚持住的原因，也有我们制度不够健全，或者说有的制度形同虚设，党组织教育管理不严格的的原因。所以，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制度建设上花了很大的功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重要文件。可以说影响非常深远。（因昨天有老师已专门就此进行了讲解，在此就不再多讲。
我们重庆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积极的探索，比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实施办法（试行）》。提出了从党委书记、党委常委每个人在从严治党方面的责任。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提出了落实从严治
党责任不力的20条负面清单。比如：
（一）违背组织纪律和组织程序，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汇报，擅作主张、我行我素，超越权限办事、先斩后奏，拒不执行或擅自改变组织决定、跟组织讨价还价，拉帮结派、搞非组织活动，欺骗组织、对抗组织的；
（二）放松领导班子思想理论建设，班子成员理想信念动摇，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不坚定，关键时刻经不住考验的；
（三）忽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基层组织人员、经费、阵地等投入保障不力，致使下属基层党组织较大面积软弱涣散、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或因监管执纪不严，致使基层干部违纪违法问题频发；
（四）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或分管领域党的建设中反复出现、影响面较大的问题，匿情不报或不及时解决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
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党委书记和相应的领导干部是要追责的。讲到此，再举一个我们重庆一个县的例子。（某县长给公安局长饯行出事，县委书记被追责。县委书记本来很受器重，在边远县干了多年，马上要提拨重用）
前不久，市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重庆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共十条。规范领导
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制定了很多规定，但这一次，条文不不多，但规定明确，要求很硬。
如：第三条本规定所称经商办企业行为主要是：（一）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注册个体工商户，注册、投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非公司企业法人、非上市公司，在国（境）外注册公司后回国（境）从事经营活动等情况；（二）领导干部配偶受聘担任私营企业的高级职务，在外商投资企业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
在制度建设方面，我区也进行了有益探索。其中，建立“蛛丝马迹”问题处置机制就是一个亮点。针对作风问题细小分散，发现难、发现晚的问题，制定党员干部“蛛丝马迹”问题发现及处置办法，梳理出领导干部“蛛丝马迹”21种问题情形。比如，“对党的决策和上级部署乱发议论、滥评妄议，对单位集体决策事项会上不说、会后乱说或跑风漏气”“热衷打探、散布小道消息，传播‘黄色’段子，出口粗俗”“与商人称兄道弟、往来密切”等等。“蛛丝马迹”问题并非鸡毛蒜皮小事。我们把它界定为：党员干部在政治思想、履行职责、生活作风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不讲规矩、不符合党的纪律要求，如不及时纠正可能导致违纪违法行为的潜在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只有抓细抓小，才能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但是，仅靠制度也还不够。还要有一个良好的风气。网上有一个段子：中国人不是痛恨腐败，而上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不
是痛恨特权，而是痛恨自己没有机会去享受特权。为了子女入学工作，为了买房看病，有权力的用权力，没权力的找关系，纷纷围着权力转。所以，习总书记特别强党风、政风、家风。使好作风成为每一名党员干部的一种信念、一种习惯，使好作风成为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一种风气、一种氛围。
中组部有位老同志说过：“如果河里有一两条鱼死了，这是鱼的问题；如果有一片鱼、一群鱼死了，可能就是河受到污染，水生态出问题了”。强调政治生态，也是现实需要。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大大小小的关系网、“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用人之风不正、家风家教不严、社会交往不净、同志关系不纯等等问题表明，政治生态正在遭受污染。
从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逻辑和实施路径可以看出，“两学一做”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必经之路和落脚点。
（二）为什么要学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
大家都知道，这次“两学一做”的主题就是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为此，我们就必须要搞清楚，为什么要学党章党规和系列讲话。
一是为什么要学党章？
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是把握党的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准则，是党员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是
坚持从严治党方针的根本依据。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制定和完善自己的章程。党的一大制定了党纲，二大制定了第一部党章，三大、四大分别通过了第一次、第二次修正章程，五大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六大至十二大通过了党章，十三至十八大通过了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我们的党章一共经历了16次修改，这些修改大部分都是符合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规律的，但也有几次的修改被历史证明了是错误的。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历次党章的修改。
1.一大至七大党章：在革命战争中逐渐成熟
1921 一大，上海，定名“中国共产党”
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纲领，提出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宣布“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1922 二大，上海，通过第一部党章
从此这个年轻的政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行为规范。
1923 三大，广州，首次规定党员候补期
这次修改力度较小，由于当时正处于国共开始合作的初期，复杂的形势之下没有条件对党章做全面改动。三大把修改的重点放在了严格入党手续和发挥地方委员会作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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